自我标签化(self-stigmatization)能使“一个人”深信自己缺乏价值,并确信他人对自身的负面认知与行为因循如此信念而生,加以合理化,并内化这样的信念(Link,1987)。那么假设我们将“一个人”替换成患有“思觉失调症”、“发展迟缓”或“情绪障碍症”患者,你是否意识到这变成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存在呢?
于大众的刻板印象中,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容易被视为一种放纵(indulgence)与懦弱(weakness)的象征(Byrne,2000),这些社会角落中不被大众所了解的弱势,正被以各种“假定”为名义,张贴着各种恼人、使人厌恶的标签。于是乎,大众得以利用这些“标记”,区隔出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这正是所谓的标签化(Stigmatization)的现象。标签(Stigma)所指的即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将某些偏差特质彰显,借以概化并区隔出那些无法顺应社会常态标准族群的现象(Goffman,1963)。
这些标签不外乎是“心理疾病患者具攻击性,需多加提防”、“心理疾病患者很天真、幼稚”、“患者需为他们的心理疾病负起责任”等(Corrigan,& Watson,2002)。然而,在大众极力描绘、刻画之际,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患者也开始相信他们确实懦弱、暴力以及自作自受呢?答案是肯定的。至今许多研究致力于深入探讨自我标签化(self-stigmatization)的相关概念,心理疾病患者起初从外在世界意识到充斥于生活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歧视(discrimination),逐渐的,认知的失调使得心理疾病患者开始接受(agreement)这些标签,最终深信“我是脆弱的”、“我是无能、没有价值的”并采取(apply)这些观点于个人生活中(Rüsch,Angermeyer,& Corrigan,2005;Corrigan,&Watson,2002)。更甚,研究进一步指出自我标签化将阻碍心理疾病患者寻求协助(seeking help)。
在全球,即便心理疾病有高的盛行率,多数患者并未接受完整治疗,连同引领全球关注心理保健的美国,亦仍有相当数目的心理疾病患者并未寻求或得到协助。其中,忧郁症的医疗就诊率更反映出这样的现象,忧郁症为相当常见的心理疾病,就诊率却偏低,拿台湾地区来说,就有七成以上的忧郁倾向人口并未寻求医疗协助;在过去被称为精神分裂症──思觉失调症,在台湾的盛行率为0.4%,但就全球1%的盛行率而言,也显然有许多患者并未就诊(李明滨,2007;黄敏伟《台湾精神医学会》,2013)。
是什么原因使既有医疗体系在这些病患身上派不上用场呢?许多学者们致力于此,其中德国一项针对忧郁疾患的研究当中,即指出自我标签化确实会减低患者求助的意愿(Schomerus,Matschinger,& Angermeyer,2009)。这项研究指出,比起在求助时预期他人可能的歧视,个人对于疾病本身的歧视态度对是否向外寻求协助更有显著的影响力。一个针对忧郁症与思觉思调症疾患的议题所做出的面谈调查,发现个人对疾病的态度会影响其寻求正式与非正式的照护,特别是对接受正式照护的影响(Pattyn,Verhaeghe,Sercu,& Bracke,2014)。另一项研究以患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显示越多的心理病症能预测较少向外求助的行为,而自我标签化与对求助抱持的态度为其中介变项(Chen,Fang,Liu,Hu,Lan,& Deng,2014)。可见个人对于疾病与医疗的主观态度为影响其是否求助的重要因子。
由此可见,医疗相关工作者应多向患者强调对疾病复原的展望,而减少对疾病标签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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