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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其临床表现以再度体验创伤为特征,并伴有情绪的易激惹和回避行为。简而言之,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创伤后心理失平衡状态。

  据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统计,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总体患病率为1~14%,平均为8%。女性约为男性的2倍。平均症状持续时间,女性约为4年,男性为1年。不同的人群或个体,不同的应激事件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危险性亦不相同。有研究表明,交通事故后,无论受伤与否,约25%的儿童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且缺乏父母关爱的青少年更易罹患本病。另有研究表明,3.6%的遭遇火山爆发人群,30%的志愿救火者和劫难幸存者,45%遭遇灾难的妇女会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病因

  创伤性事件:是本病发生的直接原因,指威胁到个体生命、身体或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异乎寻常痛苦的人生遭遇。遭受创伤的个体通常处于心理或情绪的失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原有的应付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目前研究较多的创伤性事件主要有以下四类:

  ①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地震、火灾、飓风和龙卷风;

  ②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如殴打)、性虐待(如强奸和乱伦)、情感虐待(如经常遭到父母的嘲笑);

  ③与战争相关的痛苦经历,研究表明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士兵、获释战俘在战后数十年里长期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④一般创伤事件,包括交通事故、配偶突然身亡、子女身患绝症或目睹他人身受重伤或遇害等。

  生物因素: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正常个体在与应激反应有关的生物系统机能方面存在差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回忆创伤性经历时,其控制情绪和记忆的前扣带回和杏仁核等大脑区域血流量增加。影像学研究发现海马体积减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特征。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在创伤事件后会出现各种应激反应调节系统的分离或脱离,这些调节系统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HPA轴无法分泌足够的皮质醇来关闭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从而可能导致大脑受到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神经化学物质的过度影响,进而使人对创伤经历留下过分深刻或不恰当的记忆。某些研究指出基因和个体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感性有关,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多巴胺受体D2TaqIA1等位基因频率明显相关。

  心理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①首先,创伤性事件颠覆了一部分个体对人生的基本信念,如: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的信念;认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义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良好的理由;认为好人,既“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不会交厄运。基本信念的倒塌会导致长期的心理痛苦。

  ②其次,在遭遇创伤性事件前已存在消极情绪

  如抑郁、焦虑、恐惧等,这部分个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更大。

  ③某些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也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研究提示具有神经质、内向性、冲动性人格的个体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大,而某些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分离的应对方式(dissociation, 创伤性事件发生以后感到自己身处别处,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自己的痛苦经历或影响),及沉思的应对方式(rumination, 持续关注并担心自己的负性情绪,但不会为此采取任何行动),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重要的预测因素。

  社会因素:创伤性事件的严重程度、暴露的时间长短和接近性是个体对创伤事件反应最有效的预测指标,创伤越严重、持续时间越长、且对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幸存者则更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创伤后是否获得社会支持是预测个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性的另一个指标。个体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恢复期内可以和他人谈论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回忆,并获得他人在精神上的支持,则比没有得到同样支持的人更能走出创伤的阴影。因此与一些个人难以启齿的创伤性经历(如:被强暴、目睹家人自杀等)相比,具群体性的灾难(如地震等自然灾害)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则较小,因为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共同谈论,并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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