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启示

    自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起，全球防控疫情已经成为常态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亿5千多万，死亡病例超过500万，过去7天的新增病例数超过350万，可见世界仍然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之中。

 

 

    抛开疫情对大众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影响，它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也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疫情爆发之初，根据我国研究人员的调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民众焦虑、抑郁、失眠的发生率远远高于疫情爆发之前。国外一些国家的情况，在英国的一项大样本研究显示，民众发生心理异常的比例显着上升，从疫情前的18.9%上升到疫情中的27.3%。在荷兰和冰岛，之前没有抑郁、焦虑和强迫的人在疫情中也开始出现这些症状，并且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我国疫情的好转，我们也逐渐从恐慌情绪中走出，即使如此，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可能会有长时间的影响。早在今年4月份，《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上的一篇文章通过对23万多人的新冠患者的研究发现，新冠确诊的6个月内，患者患各类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率高达33.62%。在我国，今年8月份，世界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刊登一篇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等人的文章，通过对新冠确诊病例幸存者长达1年的随访调查发现，即使1年之后这部分人仍有较高的比例患抑郁或焦虑等精神障碍，也就是说新冠患者可能长期生活在新冠疫情的PTSD中。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新冠患者和精神障碍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即新冠患者更容易患精神障碍，这也就解释为什么新冠幸存者1年之后仍有比较高的患抑郁或焦虑的可能。如果一个人在感染新冠之前已经存在某中精神障碍，那么感染新冠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这些人有更高的新冠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并且随着时间进程，存活的可能性会急剧下降。即使是心境障碍等相对轻一些的精神障碍，仍然会有较高的新冠住院率和死亡率。

 

 

    近日，《柳叶刀》又刊登一篇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发生率和疾病负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和焦虑障碍的发生率随着新冠感染率和限制个人活动的增加而成上升趋势，且女性和年轻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从2020年1月1日到2021年1月29日，全球范围内分别增加了5320万的抑郁人数和7620万的焦虑人数，增加率分别为27.6%和25.6%。

 

    抑郁和焦虑的人数增加，伴随而来的是疾病负担的增加。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抑郁和焦虑的疾病负担分别增加了107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和905万伤残调整生命年，由此可见，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

 

    概念解释：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是表示疾病负担的一个指标，指的是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一个DALY可以被看做是因为伤残而损失的一个“健康”年。所有人的DALY加起来，可以被看作目前人群健康状态，和无人受疾病伤残困扰、长寿的理想健康状态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就是疾病负担程度。例如，文中的107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指的是由于疫情导致的抑郁会增加全球1070万年的寿命损失，焦虑也是同样的道理。

 

    随着秋冬交替，疫情防控进入应急状态，世界人民仍然处在疫情的漩涡之中，人民仍然面临新冠带来的心理异常的困扰，我们也需要反思如何建立心理健康防线。疫情爆发之后，2020年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就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切实保障民众的心理健康。为了应对未来潜在的大传染病，国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应对危机的心理健康防护机制，其中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心理健康防护。

 

 

    我们知道，消除新冠疫情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居家隔离，这就增加了寻找专业人员帮助的困难，因此，疫情爆发后，许多地方都开通了心理健康热线，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但是这种形式仍然需要电话的另一端有专业的心理服务人员，而我国心理卫生服务领域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心理资源的严重不足，并且短期内无法培养这么多的专业人员。这不得不使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思考问题。早在多年前，精神科领域就开展计算机化的心理治疗研究。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提供足量的服务资源，另一方面又不受时间、距离的限制，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

 

    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快速发展，将心理学融入这两种技术之中促进了数字疗法的出现。现在的数字疗法相比之前的计算机化的心理治疗会更加智能，能更精准的识别民众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而提供精准化的干预内容。另一方面，围绕数字疗法为核心，可以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增加应对心理危机的弹性，组成一条从预防到评估再到治疗的全方位数字疗法服务体系。

 

    但是，数字疗法是一个新事物，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智能化水平不高。如何实现从人工“制”能到人工“智”能的转变，还需要各方人员的努力，任重而道远。